商务部在今年8月14日印发的《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中提到：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而就在几天前，深圳罗湖数字人民币红包活动正式落幕，中国数字货币在深圳打响了“第一枪”，1000万元的红包雨最终由47573人成功领取。这也是数字人民币首次大规模向公众开放。

今年年初，日本央行、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等6国央行和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了法定数字货币（CBDC）工作小组；其后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席卷的风暴，各国都加快了对数字货币的金融体系研究，到了三月，美联储与韩国、澳大利亚、巴西等九国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我国数字货币的研究本在全世界走在前列，这次却都被排除在外，这些弥散着“数字货币冷战”氛围的形势，都推动者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逐步落地。

而本文想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步伐稍急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对我国反洗钱监管会带来何种影响？

问题引入

我们都知道，官方对我国私人数字货币的认定一般是：认为其易滋生资本外逃、贪污腐败、地下经济等问题；价格波动大，难以行使价值尺度职能；由于其具有隐蔽性、匿名性，在作为有限支付工具或投资标的时，很容易引发犯罪。由2013年我国央行等五部委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及2017年相关部门再次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可见一斑。

而与此同时，在我国央行推行数字货币（DC/EP）的宣发中，却认为这样一种数字货币有利于满足反洗钱、反恐怖等的监管需求。究竟为何产生这样完全相反的结果，进行如下解读。

两者显性不同之处

发行方式不同

央行数字货币遵循“央行——商业银行”二元框架，实际上和纸币的发行、使用方式是一致的。选择两元体系，不仅考虑到避免DC/EP信用水平高于银行存款，导致金融脱媒的问题，还是大额吞吐带来的必然要求。而这有别于比特币、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特点，实际上是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在此基础上，DC/EP数字钱包的设计可以进行分级和限制额度的安排。比如级别较低的钱包可能用于日常小额支付需求；而经过身份认证、电子货币资产核实的账户，就可以获得更高的额度与权限。

使用方式不同

具体来说，数字货币使用“一币、两库、三中心”的架构是一种不依托特定的交易介质和支付渠道的方式。“一币”是指央行担保发行的DC/EP token，“两库”是指央行的发行库和商业银行的银行库，“三中心”则是指登记中心、认证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

针对作为DC/EP发行、流通技术保障的“三中心”，登记中心负责记录发行、转移和回笼全过程的登记；认证中心负责对DC/EP用户身份进行集中管理，这是为了保证交易的匿名性；而大数据分析中心通过对支付行为的大数据分析，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对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的监管需求。

这也是在交易匿名与反洗钱等监管中的一个权衡。通过大数据进行反洗钱、反逃税、反恐怖融资，虽然普通交易匿名，但用大数据可以识别出一些行为特征，从而锁定真实身份。具体的例子如电信诈骗，识别特点往往是大量分散的钱集中到一个账户里面，突然又迅速地分散开，消失在众多账户中。大数据识别、锁定后之后就可以追根溯源，找出犯罪分子。

可追溯的技术优势

飒姐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过相关案例，原告通过固定可信时间戳而固定了电子证据，进而证实了证据的真实性。实际上，在当下互联网兴盛的当下，电子证据的采集使用，也越来越受到法院的重视。

而自带时间戳的技术优势是数字货币体系的一个必然。每一分钱都自带从出生时起的详细交易信息，包括交易时间和交易对手方等，无论如何混同，都可以顺藤摸瓜、追根溯源。因此，随着数字货币普及率升高，洗钱罪的发案率必然会下降。

写在最后

以Libra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旨在创建一个全球稳定币。其以银行存款与短期国债为抵押资产，同时采用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一方面，这种全球稳定币在降低货币发行成本、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方面有巨大优势，另一方面也会对国际金融体系产生较大的冲击。

因此，2019年Facebook联合全球26家企业发布Libra白皮书，直接挑战各国央行货币主权，受到了欧美各国央行的抵制；而在2020年4月发布的白皮书2.0中锚定单一法币（美元）后，就一下子铺开了，也进而使美元的霸权地位更加强势。

面对这种世界金融体系的重大挑战，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在全球范围内推出已经势在必行，积极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发挥建设社会的作用，才能站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