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Ex Research荐读：IMF数字货币工作论文（上）
OKEx Research荐读：IMF数字货币工作论文（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0年9月22日完成撰写了《跨境支付的数字货币：宏观金融的影响》一文，重点论述了跨境支付的数字货币的四种应用情景，以及对这些场景的具体分析。由于原工作论文较长，我们将其拆为三篇分别发布，本文是原工作论文的第三篇。
第一篇文章介绍了什么是CBDC和GSC、影响CBDC和GSC被采用的因素、以及采用CBDC和GSC的四个假设场景。第二篇文章分析了这四个场景对宏观金融的影响。本篇文章则针对四个假设场景对宏观政策、交易限制、法律框架、监管政策、和结构政策的影响展开讨论。对于在不同范围内使用CBDC和GSC的国家，IMF认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应当采用怎样的宏观政策？预留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当货币政策失效时，国家应采取财政政策作为稳定宏观经济的工具；对于在不同场景下对使用CBDC和GSC有所限制的国家，如何对其有效执行范围做评估，包含技术支持和在国际双边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现行的法律框架如何在采用CBDC和GSC的四类场景中进行审查，有效打击AML/CFT；主管部门如何根据CBDC和GSC的使用场景可能产生的风险状况来量身定制监管政策，如何达成全球化共识，依然存在重大挑战；出台什么样的结构政策，才能保证消费者的合法权利？都是这篇文章会讨论的问题。
本文由研究院助理分析师Angela和Cici Chen翻译，首席分析师William负责审稿。
A. 宏观政策
56. 在采用和使用外国CBDC和GSC的动机很强烈的国家，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加强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和/或限制其使用来决定是否接受更大的货币替代或抵制货币替代。维持良好的财政状况并维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在有效的法律和监管措施的支持下，可以抑制外币使用，这是减轻或应对货币替代压力的最大希望。当货币政策受阻或无效时，需要在包括财政，宏观审慎政策，外汇干预措施和现金流量管理在内的综合政策框架（IPF）下考虑其他政策工具的组合，以减轻冲击的影响。
57. 一些中央银行正在考虑发行自己的CBDC，作为对外国CBDC或GSC替代货币的战略回应。但是，如果当地货币遭受不稳定因素影响，不适宜作为价值尺度，发行CBDC不太可能改变这种状况。更广泛地说，CBDC发行的情况可能取决于国家/地区的情况。任何决定都需要仔细的事前成本和收益分析以及关键的设计选择 (Mancini-Griffoli and others, 2018; Kiff and others, 2020) 。
58. 当国内货币政策受到阻碍或失效时，各国将需要更多地依赖财政政策作为稳定宏观经济的工具。当它们的商业周期与货币发行国的周期不同步时，它们就更需要采取财政政策来缓解冲击。在全球采用GSC的情况下，也不清楚GSC发行者的货币立场(即发行的数量，或利息或收费水平) 是否与稳定当地经济的商业周期的需要相一致。因此，地方政府将需要确保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以便能够根据商业周期条件调整收入和支出政策，同时保持国家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事实上，CBDC和GSC也可能加大确保财政可持续性的难度，因为它们可以让公民更容易规避金融抑制，而在高债务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逐渐发现这种工具的吸引力。其他政策，包括宏观审慎政策、外汇干预和CFMs，都有具体的目标，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于帮助没有财政空间的国家应对宏观经济冲击。
59. 为了保持金融稳定，受援国的主管部门将需要在其金融系统中建立资本和流动性缓冲，并确保紧急流动性援助的来源。宏观审慎政策应旨在限制由于漏洞的周期性累积而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如果已经建立了足够的资本和流动性缓冲，则可以释放这些缓冲，以帮助各国经济免受重大冲击，例如COVID-19疫情危机。为了提供紧急流动资金支持，将需要保留准备金，以货币集团为例需要与发行央行一起建立或有流动性安排。对于数字货币区域，将需要与GSC发行人进行类似的安排。
60. 对于发行CBDC的中央银行，它们需要考虑与跨境使用CBDC带来的相关溢出效应是否与其国内政策目标一致。在情景2和情景4中，发行中央银行都需要决定，成为广泛使用CBDC的国家的最后贷款人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在实施货币政策方面，既有收益也有成本。一方面，发行央行可以从采用数字支付中受益：CBDC的广泛使用原则上可以使央行将政策利率降低到有效下限之下，从而在极低通胀环境下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Bordo and Levine, 2018) 。另一方面，如果外部对其货币的需求导致其收益率曲线接近有效的下限，那么中央银行将需要在扩大其货币政策工具包方面进行创新。中央银行也可以考虑对CBDC实行分级薪酬结构的优点，这样外国对CBDC的需求将减少对国内货币政策实施的干扰 (Bindseil, 2020) 。
B. 交易限制和CFMs
61. 一些主管部门可能选择限制在本国使用外国CBDC和GSC。这种情况在情景1中会提前发生，因为当局试图将货币替代的风险降至最低。或作为情景2中去美元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为不受限制地使用外国CBDC和GFC所带来的资本流动自由化做好准备，那么那些尚未将金融账户放开以进行跨境资本流动的国家，则只能选择限制外国CBDC和GSC的使用对于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水平。即使对于金融帐户在很大程度上开放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资本流入激增或在接近危机的情况下发生大量资本外逃的情况下，CFM仍可能需要被视为帮助应对冲击的工具。
62. 如果国家当局希望限制使用国外CBDC和GSC，他们需要对限制性措施的有效执行范围进行评估。境内交易的限制性措施包括与居民实体相关的数字货币服务。这一限制范围可以从严格的许可规定一直延伸到服务的全面禁止。此外，（国家当局）也可以对跨境支付实施限制，以反映对当前支付方式或资本交易(即CFMs) 的现有限制规定，或确保以国外法定货币方式获得出口性收入。然而，在受监管的金融领域之外实行的规避行为可能会削弱这类限制性措施的有效性。例如，非居民服务供应商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向国家居民提供服务。
63. 对境内以及跨境使用CBDC和GSC的限制性措施地有效执行需要足够的技术支持。数字货币的设计应提供对付款人、收款人和付款目的的验证。如果在设计上不符合限制措施的要求，国家当局必须对这一支付方式予以禁止。基于存款的数字货币原则上可以满足这些要求，但基于令牌标识的数字货币是否可以在如此严格的约束之下以不泄漏的方式进行编码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从积极方面来讲，CBDC和GSC的设计原则上能够促进合规性，并通过在设计中内置限制性措施或通过智能合约来对限制性措施进行编码。例如，当余额不足或不满足成功交易的相关数据要求时，可以拒绝支付性转移。
64. 国家当局还需要评估对CBDC支付的限制是否符合各国在国际和双边条约（包括IMF《协定条款》）中所承担的义务。 作为一种外币，只要这些支付方式支持其他可兑换货币的使用，禁止(或限制)在当前的国际交易中使用外国CBDCs就不会引发协定条款中第八项规定的外汇限制。此外，根据《关于自由化和资本流动管理的机构观点》的要求（IMF，2012），对资本交易使用CBDCs所采取的制性措施的适当性取决于特定的国家条件。 其他国际、区域和双边协定（例如经合组织的《资本流动自由化守则》，世贸组织协定或投资和自由贸易协定）也可能产生其他额外影响。
C. 法律框架
65. 现行的法律框架必须在采用CBDCs和GSCs的各类场景中进行审查。这些新型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广泛流通很可能需要对货币、央行、融资、合同、财产法、破产清算和税法等进行修订。至关重要的是，在引入和广泛使用这些数字货币前，必须对上述更改进行充分地分析和计划。对接收国而言，需要对法律框架予以审查，从而确定如何对待国外CBDCs和GSCs。如果选择高度宽松的政策，则可以对法律进行合理性修改。当然，这些修改与变化需要同外汇管制框架保持一致。
66. 在所有情况下，需要有效实施强大的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AML / CFT）框架，以降低数字货币成为犯罪活动工具的风险。关键在于有效实施反洗钱/打击恐怖融资方面的金融行动工作组（FATF）标准，包括其针对虚拟资产的新标准。特别包括建立框架，以便对处理虚拟资产的专业人员进行授权或登记，并进行风险监视。此外，它还包括确保传统刑法框架适用于虚拟资产的措施。尽管某些反洗钱/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措施（例如事务监视）可能在DLT中实现，但其他措施（例如验证最终用户的身份）则可能具有挑战性。无论是否在跨境环境中使用特定资产，各国对反洗钱/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义务大致相同，但反洗钱/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措施和监控的强度根据风险和跨境使用而有所不同可能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67. CBDCs的设计需要谨慎，以确保反洗钱/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框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运作。 “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的措施将由参与设计和推广CBDCs的商业银行和其他相关服务供应商共同实施，同时传统的“反洗钱/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框架的实施将不会发生改变。但是，对于由央行直接操作的基于存款的CBDCs，央行本身也需要实行包括充分的客户尽调在内的“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措施，这需要其采取额外的资源和专业能力。CBDCs的跨境使用会使得该框架的有效实施进一步复杂化。
68. GSCs服务供应商需要获得执照或进行注册，并受到有效监管。GSCs及其拟定的全球网络和服务平台可能会由于其潜在的大众市场使用和更多的个人对个人转账，导致虚拟资产生态系统发生转变，同时GSCs可能会对 “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 措施造成严重后果。因此， GSCs的发展和传播需要监测，并适应监管对策。
69. “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 框架需要修改，这对国际合作也至关重要。无论各国是否希望将虚拟资产活动纳入 “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 的监管范围或对其完全禁止，可能都需要对现有法律和制度框架进行修订 (例如，指定负责监督 “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 和/或制裁未经授权活动的机构) 。在跨境支付的背景下，相关主管部门，特别是反洗钱/反恐融资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对话是确保完善监管漏洞和有效打击监管滥用行为的关键。
D. 监管政策
70. 采用CBDC和GSC的不同方案不会改变监管的基本原则，包括技术中立原则，但会影响监管方法的强度。在所有情况下，都需要建立法规以维护财务稳定性，并确保健全的治理，支付基础设施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运营弹性以及对消费者的保护。监管还需要考虑金融工具和交易的实际使用和潜在滥用，以及它们对金融系统的影响，以支持反洗钱/打击恐怖融资和维持市场完整性。
71. 主管部门可能需要根据CBDC和GSC的采用和使用可能产生的不同风险状况来量身定制措施。由于情景1对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在此方案下无需在监管方面进行重大更改。在情景2和情景4中，借款人和金融中介机构可能会遇到更大的货币错配和更多的外汇市场风险。外国CBDC中的存款与传统外汇存款相比，其流动性可能有所不同。在情景3中，主要风险是期限错配而不是货币错配，因为金融机构可能会用短期负债为其长期的GSC计价资产提供资金。考虑到以GSC计价的资金带来的风险，当局可能需要增加以GSC计价的贷款的资本支出，提高其承保标准或强加其他流动性风险管理标准。
72. 监管的范围和监督方式的强度将需要考虑GSC如何影响现有的金融中介机构。当允许金融中介机构在其资产负债表上拥有GSC敞口，甚至允许其中介GSC客户中间资金时，这一点尤其重要（例如，取决于现有的监管框架，银行和保险公司可能不被允许投资数字工具，尤其是跨境情况）。 GSC将银行存款作为参考资产的情况也会加剧与金融系统的相互联系。
73.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为监管GSC制定了一套高级原则。 FSB建议相关机构对GSC安排应用全面的监管要求和相关的国际标准。当局应在国内和国际上相互合作与协调，以促进有效的沟通与协商，以相互支持，以履行各自的职责。此外，当局应确保GSC安排在特定司法管辖区开始任何行动之前，符合特定司法管辖区的所有适用法规要求，包括在具有此类机制的司法管辖区中进行肯定批准。
74. 问题仍然是高级别建议在何种程度上是足够的。同时，FSB也制定了促进对协调和有效监管GSC的高级建议，制定这些规则是为了适应各成员国不同的监管方法，并促进它们调整现有监管框架的努力。例如，监管机构之间现有的协调机制目前是基于部门的。将这种协调机制扩大到跨部门，将需要不同的标准制定机构（SSB）及其成员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下一步的重点是，多部门共同努力制定更详细的国际原则或国际标准，以加强国际一致性，从而遏制套利风险。
75. GSC生态系统可能缺少传统的 “home” 监管方，因此难以实现有效的跨境协调。 GSC生态系统可能由松散连接的潜在专业实体（例如发行人，保管人，授权转售商，验证人和钱包服务提供商）组成，根据设计，可能没有一个单独的管理机构来控制组织的要素生态系统。原则上，治理机构（或机构）的监管者将是“home”监管者，但这可能很难确定何时治理协议仅涵盖某些要素以及何时生态系统开放。任何此类“home”主管的权利和责任也可能难以确定。可能有必要在每个子实体级别（例如交易所或钱包提供商）上标识home/host，并清楚地阐明相关的协调安排。
76. 如何监管GSC生态系统达成全球共识，仍然存在重大挑战。一个例子是当前对发行人的监管方式的区别：一些主管部门将重点放在证券监管对GSC的潜在适用性和扩展上，而其他主管部门正在努力调整现有的支付提供商监管，并将GSC视为一种电子货币。有时，小幅调整可以缩小不同监管方法之间的差异，但除非达成更详细的国际标准或指导达成一致，否则可能存在实质性的差距，不一致之处和监管套利的可能性。覆盖其他服务提供商（例如授权经销商，交易所和钱包服务提供商）的全球统一法规的出现同样具有挑战。
E. 结构政策
77. GSC被广泛采用的可能性引出了关于全球范围内发行私营货币的福利影响的重要问题。在情景3和情景4中，接受国可能都会发现自己实际上处于私营公司有关的货币立场上。 GSC发行人在调整利率或费用时可能无法相对于接收国的需求进行优化：尚不清楚发行公司的目标是否与稳定使用GSC的地价格相一致。同样，GSC发行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实施稳健的治理和风险管理，对此怀疑可能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不稳定和不稳定的资本流动。当GSC发行人在全球享有垄断地位时，这些潜在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尖锐。
78. GSC发行方可能没有足够的激励来实行健全的治理和风险管理，这可能导致金融不稳定和全球资本流动的不稳定。当GSC发行方在全球享有垄断地位时，这些潜在问题可能会变得严重。促进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s）平台间竞争性的政策，可以帮助减轻由于缺乏竞争和潜在GSC发行人的不确定治理所带来的风险。包括GSC在内的货币发行人之间的有效竞争可以帮助缓解上述利益冲突问题，并从长远来看增强货币的稳定性 (Hayek, 1976; Farhi and Maggiori, 2017) 。两个关键选项包括规定用户数据的可移植性和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要求。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GSC发行方将完全控制用户的数据，这使其他潜在进入者更难竞争提供数据驱动的金融服务 (Carriere-Swallow and Haksar, 2019 and 2020) 。这种将控制数据作为进入壁垒的逻辑，推动了全球银行业的开放举措，要求金融市场的已有成员与进入者共享客户数据。对于大技术公司提供的支付服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跨境，也可以考虑采用类似的方法。这将降低获取用户数据和金融服务相关的交叉销售而产生的进入壁垒。
79. 还可以考虑促进支付网络互操作性的方法。原则上，这将有助于消除作为进入壁垒的网络效应，因为竞争对手可以在大型科技平台上提供代币，包括GSC，而不需要建立自己的独立网络。这需要在实施方面进一步考虑实施的领域，以及如何平衡投资建设大型网络的公司的私人利益与更具竞争性、更稳定的公众利益。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些类型的要求是否可以在跨国界网络上执行，以及是否需要国际合作。
80. 保护消费者权益是促进新支付服务供应商之间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没有经验的消费者可能会使用这些新的支付工具，尤其是对于与社交媒体相关的GSC，甚至对于零售CBDC。任何重大使用都需要考虑诸如披露是否充分，反欺诈保护，适用性要求等问题。
81. 随着数字化步伐的加快，国际金融格局可能会处于一种变迁状态。支付和金融服务的供应可能会通过互联网和手机与数字经济日益融合。尽管数字技术可以迅速在国际上迅速蔓延，新形式的电子货币的兴起可能带来更高效和更一体化的全球金融体系，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能会受到影响，主权政府可能必须使用各种政策工具来维持货币和金融稳定，包括财政、宏观审慎政策和CFM。这也包括一个健全的法律框架，该框架使这种工具获得官方地位，并成为可合法接受的支付手段上发挥关键作用，并对其使用产生重大影响。
82. 本文通过聚焦跨境CBDC和GSC的宏观金融影响，详细阐述了《巴厘岛金融科技议程》（Bali Fintech Agenda）。巴厘岛金融科技议程（IMF 2018）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需要平衡新型电子货币的机遇和风险。本文表明，国家主管部门在这样做时将可能面临重大挑战。为了说明这些挑战，本文提出了采用CBDC和GSC的几种假设和程式化场景，分析了它们的宏观财务后果，并讨论了政策影响。本文发现采用和使用CBDC和GSC是场景特定的。总体而言，本文发现，CBDC不会从本质上改变导致货币国际化的经济力量，但它们可以加强货币替代和货币国际化的诱因。不代表独立价值尺度的GSC在货币效应方面与CBDC相似，但可能会影响金融稳定，因为它们可能遭遇一轮又一轮的信任危机。代表新的独立价值尺度的GSC可能会对全球货币和金融稳定产生更根本的影响。
83. 对于采用外国CBDC和/或GSC的国家而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在不放弃提高跨境支付效率和更好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这种平衡可能因国家/地区而异，取决于业务周期同步的模式。此外，财政政策空间和其他稳定工具的可用性也很重要。对于经济活动与CBDC发行国经济活动紧密结合的国家来说，宏观经济稳定不一定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对于金融系统中拥有更大的财政空间、资本和流动性缓冲的国家而言，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在减轻冲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使货币独立带来的利益向金融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倾斜。
84. 对于采用大型科技平台发行的GSC的国家来说，它们将非常关注确保GSC安排具有健全的治理和风险管理。它们将需要建立确保GSC发行人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不会危及货币和金融稳定的机制。促进大型科技平台之间竞争以及不同类型的GSC之间的互操作性的政策可以有助于缓解其中的一些担忧，但需要进一步的工作。
85. 发行CBDC的国家需要仔细考虑允许非居民使用其CBDC的成本和收益。非居民的使用可以帮助发行国的公司和家庭更好地管理风险（例如，通过发行以其本国货币计价的债务），并提高发行国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在金融发展达到相对先进阶段之前就增强了金融一体化，这可能会增加遭受全球冲击的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由于CBDC和GSC的崛起以及新型安全资产的出现而引起的货币竞争，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导致改进分担风险的选择，但也可能在短期内使政策协调更加困难。
86. 需要进一步分析CBDC和GSC的出现对IMF的影响。 CBDC的发行和跨境使用在IMF成员国中具有重要的溢出效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广泛的成员，并负有维护国际货币和金融稳定的职责，因此，可以考虑它在双边和多边监督以及能力发展方面具有独特地位的影响。就对其成员国提供的服务而言，IMF是否可以在加强跨境支付，促进跨境发展中国家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安全与稳健方面发挥作用会引发疑问。这些问题需要工作人员进行进一步研究，并与其他相关利益相关者进行讨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的和计划进行的分析和政策工作着重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风险；数据政策框架；对稳定币发行人和服务提供者的监管；数字货币在促进金融包容性及其反过来的宏观经济影响中的作用；以及与CBDC和GSC崛起有关的法律问题。
附录一：货币跨境使用的现状
1. 国际交易一直以美元为主。尽管美国只占全球贸易的10%和全球GDP的15%，但美元是全球贸易50%的计价货币。全球三分之二的证券发行以美元计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75%的跨境银行债权和公债以美元计价，它约占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而约45%的外汇交易涉及美元。（图A1显示了使用国际货币的各种指标）。
2. 在一些国家，美元也被广泛用于国内交易。一种外国货币取代本国货币的情况称为货币替代。这可以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当国家当局选择授予外币国内法定货币地位(例如在厄瓜多尔、科索沃和利比里亚)。另外，在许多国家，不管当局的目的是什么，外汇实际上在支付系统或金融部门部分或完全取代了国内货币。这些国家通常被称为(部分地)“美元化”。货币替代往往是在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不健全和对政策机构缺乏信任的背景下发生的。附件二提供了关于货币替代的程度、动态和持久性的典型事实，以及对其驱动因素的讨论。
3. 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支持全球货币使用。由于交易各方位于不同的地理位置，跨境支付通常以存款余额转移的形式进行，这些存款余额由通过代理银行关系连接的银行持有。代理银行业务是一家银行（代理行）持有其他银行（往来行）的存款，并向这些银行提供支付和其他服务的一种安排。全球代理银行网络是一个多层次的清算和结算系统，不仅受到现有支付技术的影响，而且受到法律和监管要求和限制的影响。在过去十年中，跨境代理银行业务关系出现了广泛的倒退，尽管一些国家受到的影响比其他国家更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Rice等人，2020年）。代理银行关系的撤销明显反映了与更严格的反洗钱/打击恐怖主义融资要求相关的成本增加。
4. 跨境支付的交易成本很高，尤其是在零售层面。 这些成本背后的因素包括分散的数据标准，执行反洗钱/打击恐怖主义融资（AML / CFT）合规性检查的复杂性，有限的工作时间，过时的旧平台，高昂的资金成本，较长的交易链以及疲软的竞争。 这种摩擦导致跨境支付的高费用，低速度和低透明度。 全球监管机构越来越关注这些问题（例如He和其他人，2017年; CPMI，2018年）。 金融稳定委员会正在努力进行全球协调，以采取行动提高跨境支付的效率，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GSCs的崛起，以作为消除跨境支付摩擦的解 决方案（CPMI，2020； FSB 2020b和2020c）。
资料来源: Anderson等人(2020年)
注：对外公共债务数据为2018年底; 进销存数据是1999年至2014年49个国家所有年份的平均值(Gopinath, 2016);外汇交易额来自国际清算银行2019年4月进行的三年一度的央行调查。其余数据使用的是2019年底的数据。外汇储备的数据显示了在国库已分配储备中所占的比例，未分配储备是指国际金融机构的外汇储备总额与国库已分配储备总额之间的差额。对外公共债务的数字只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对外公共债务和跨境银行债权无法进一步细分货币种类。
附录二：货币替代的程度和动态
1. 货币替代如何呈现，取决于一种外币能比本币发挥更好的货币功能。当本国货币的价值储存能力较差时，家庭和企业更愿意持有以外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和负债。这是最普遍的货币替代形式，通常包括国内银行存款（Bannister等人，2018年）。如果银行放贷外币存款，这将进一步导致以外币计价的信贷，这意味着就存款或贷款而言，货币替代程度存在显著相关性（图A2）。图B）。相反，如果一种外币的吸引力源于其作为交换媒介的价值，那么货币替代往往侧重于支付系统。例如，在柬埔寨，货币替代最初以交换功能为媒介（Odajima，2017）。在实体经济中，这种货币替代可以看到当地的工资和价格是用外币设定的。因此，广泛使用外币作为交换媒介也意味着使用外币作为价值尺度。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以工资或价格指数化形式出现的价值尺度功能可以替代使用外币作为交换媒介（Kokenyne等人，2010年）。
2. 虽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替代水平较低，但近三分之一的国家的货币替代超过存款/贷款的30%(图A2，图A) 。这是根据154(149)个国家的样本计算的，这些国家报告了外汇存款(贷款)与总存款(贷款)的数据。在17%的国家中，外汇使用超过存款总额的一半，在11%的国家中超过贷款总额的一半。货币替代水平高的国家都是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经济体。
3. 货币替代可以迅速发生，一旦根深蒂固，国内对外币的使用往往高度持久。在经济危机或重大政治转型之后，采用外币的速度可能会很快。根据25个经历过货币替代事件的国家的经验编制的动态图表突出表明，最初使用外币受到限制的国家中可以看到使用外币的迅速出现，两年内外币存款平均从个位数上升到的银行存款总额30%以上。在货币替代事件之后，家庭和企业之间的习惯形成往往随之发生。外汇成为信任的载体，为防止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再次发生提供了保险，这就意味着货币替代的高度持久性。在图表中，所有经历过货币替代事件的国家，在十年期结束时的外汇使用水平仍然高于开始时，外汇使用的平均程度处于平稳状态，而并非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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