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今年3月20日美元指数创出102.99高点算起，至当下93.12，美元指数已经呈现出9.58%的下跌；而如果按照四个交易日之前创出的92.55的低点计算，美元指数最大跌幅超过10%。

这当然意味着美元的贬值，但这个贬值预示着什么？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客观看待，而不得不防的是：美元贬值对人民币乃至全球所有货币和经济未必是件好事。

货币升值和贬值从来都是“双刃剑”。比如，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竞争、但不利于进口价格；反之亦然。这是比较通俗而常规的认知，但从过去30年的历史看，美元升值和贬值绝非为了贸易，而更在于“引导全球资本流动”。也正因为美国金融当局经常项庄舞剑，所以，它舞动这柄“双刃剑”的技术非常高明，每每都会成功地将市场预期引向自己希望的方向。

逻辑原理大致如下：美国推动美元升值或贬值（或强迫它国货币贬值或升值）根本不是为了贸易，但它们会以贸易失衡为借口，逼迫贸易对手“超能力开放市场”，其目的至少有二：其一，迫使对手国家紧缩货币（升值），压制对手国家经济增长，如果对手国家金融脆弱，那其本币升值高估将为金融危机埋下隐患；其二，通过贬值则可以将本土金融资本放逐全球，而后可以通过美元升值引导全球金融资本回流美国本土，但就是这“一放一收”，实际是金融资本全球“割韭菜”的过程，而逼迫贸易对手“超能力开放市场”，实际也是为金融资本更大范围“种韭菜、割韭菜”创造必要条件。

由此可见，货币升值、贬值过程中所呈现的“双刃剑”特征，只是针对实物商品生产国而言，对于金融商品生产国——美国，升值和贬值无所谓“双刃剑”，而是“割韭菜”必须的过程。

阐明上述逻辑的目的是想说：我们必须警惕美元假摔。所谓假摔是指：美元贬值背后有可能是“欲擒故纵”的计谋。通过“极度放水”造成美元贬值大势，甚至以美元衰败表象将美国金融资本最大规模、极度充分地放逐全球，在日后的某年某月（适宜时刻）再引导美元指数快速走高，瞬间击倒金融脆弱国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割一把韭菜”——劫持全球财富。不用怀疑，上述过程导致发展中国家或实物商品生产国发生金融危机、货币危机的案例比比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一例。

中国正在以更大的魄力加速金融开放，这既是中国参与全球资本大循环的战略必然，但其中也必然充满急流险滩。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是实物商品生产为主体的经济大国，也正是这一经济特征，汇率问题的“双刃剑”特征一定会作用于中国经济，而人民币也完全没有美元那般超然，所以，我们必须谨防“被美国金融资本当成韭菜”，尤其是当下，我们需要坚决防止美元假摔而导致人民币高估。

人民币有没有可能因为美国假摔而被高估？当然有。比如，美元指数下跌是否会导致石油等以美元计价结算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近，在全球需求疲弱的背景下，从石油到粮食，许多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都出现跃跃欲涨的姿态，为什么需求疲弱而价格上涨？其原因显然是美元贬值的作用。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国作为实物商品生产国，一旦全球大宗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势必将推高中国CPI，2005年到2008年，这样的情况就非常严重地出现过。

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人民币货币政策该如何抉择？紧缩吗？如果因为美元极度宽松导致中国物价高涨，而迫使中国货币紧缩，那势必会将中国经济导入“三大陷阱”：第一，严重压制中国经济内需，打断国内大环境政策的实施；第二，必然导致中美利差进一步加大，并招致国际“热钱”大肆流入中国，并过度推高人民币币值，人民币高估在所难免；第三，中国经济泡沫化将更加严重，尤其在债务风险极高的背景下，货币高估、经济泡沫化必然埋下重大危机隐患。

中国是不是可以借助人民币高估过程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其实弊大于利。其原因是：因升值预期而带来的人民币持有，更多的是“投机性持有”；一旦人民币发生贬值，那这些“投机性持有”的人民币都会变成人民币过度贬值的推动力量。所以，我们需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一定是基于正常贸易往来的理性推动，而绝不能、也不该是基于资本投机的冲动式推动。

人民币未来应当怎么办？第一，绝不能因美元极度宽松并导致输入性物价上涨而采用紧缩货币政策，那势必将中国经济导入上述“三大陷阱”，这无异于“自杀”，是美国人最希望看到的结果；第二，面对因美元极度宽松并导致输入性物价上涨，中国货币操作“宜扛不宜抗”，通过适度跟随美元宽松，而防止人民币高估、确保国内经济良性循环；第三，在币值合理的情况下推进人民币基于正常贸易的国际化，避免给人“以高估货币换取它国商品”的不良感受。

有人认为，人民币应借助美元颓势一举取而代之。我们不赞同这样的观点，同时也不认为这是中国的政策选项。第一，是否需要、是否能够重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世界各国经济意愿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绝非中国一家说了算；第二，中国坚持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新的发展理念，在此前提下，人民币绝不会承接美元为一己私利而巧取豪夺的恶习；第三，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实力，更取决于世界各国的认同度，所以人民币国际化一定是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我们抱定“持久战”信念。

总之，人民币面对未来的挑战必须时时刻刻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性，在“抗与扛”之间选择最佳之度，但大前提应当是：有利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研究员 钮文新

责编 | 吕江涛

版式 | 孟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