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央行数字货币成为各国央行关注的焦点，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进展各不相同。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9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指出，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可能会集中在数字金融领域，数字货币或将是终极战场。他还表示，未来国际市场上央行数字货币是赢者通吃，一家独大，不可能是并驾齐驱，但肯定的一点是不能缺席。
国盛证券分析师宋嘉吉认为，国际央行研发数字货币主要受到两大现象推动，一是现金使用率下降，央行担心公众无法得到央行负债，例如瑞典央行、加拿大央行；二是私人部门发行的数字货币崛起，各国央行担心法币受冲击，例如英国央行。
欧科云链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炼炫表示，根据克里斯蒂安对全球63家中央银行的问卷调查，所有中央银行都已开始进行数字货币的理论和概念研究，有49%的央行进入试验/概念验证阶段，仅10%进入开发/试点阶段。不过，在短期（三年内），超过85%的中央银行不太可能或非常不可能发行任何央行数字货币。
当前，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进程呈现什么特点？有哪些类型？
国外央行数字货币一般简称为CBDC。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郝毅表示，在CBDC最初阶段，各国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态度有所不同，主要原因有：第一，基于对CBDC所带来的影响及央行数字货币运营对经济、金融系统的影响机制没有完全分析清楚。CBDC带来的潜在影响包括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对金融系统的影响等，贸然推出CBDC可能会影响现有金融系统的稳定。第二，其他国家没有建立起像中国这样完善的电子支付系统和电子支付场景，人们也没有养成使用手机进行电子支付的习惯。在外国“小政府”的政治环境下，推广使用CBDC需要过程。第三，CBDC发行、运营需要得到金融机构的支持。国外金融机构对CBDC的态度并没有达成一致。
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孙扬指出，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觉得数字货币对于金融稳定、经济增长用处不大，瑞典打算推出数字货币是为了减少对于私人支付服务商的依赖，发达国家如英国、丹麦、以色列等还在研究数字货币，期望能解决现有金融流通里的具体问题，巴哈马和巴西觉得数字货币可以提升社区运营效率和促进普惠金融。
“越成熟、数字化程度越高的金融体系的国家，推出数字货币越谨慎，因为风险传导很快，另一方面当前货币体系已经非常成熟、数字化程度高，数字货币意义不大。反而是比较落后的国家，现金货币流通、经济体系、法制体系很落后，急需要数字货币加强对社会经济的管控能力。”孙扬说。
宋嘉吉也提到，英、美、加、日等大国现金使用率并未下降到“临界点”，现有的货币政策体系也较为有效，它们不认为有必要发行CBDC。
事实上，小国对于发行CBDC更为积极。例如，2014年厄瓜多尔央行推出“电子货币系统”；2016年塞内加尔央行发布了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eCFA；2017年12月，委内瑞拉宣布本国政府计划发行加密货币。2018年2月20日，以石油为价值支撑的“石油币”正式对外发售。
孙扬指出，小国一方面要考虑当前融入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持久健康性，一方面也要考虑自己的主权独立自主性，另一方面他们当前货币体系问题重重，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是个改善货币流通的机会，也能够提升对于国家经济运行的掌控能力。厄瓜多尔、塞内加尔、突尼斯、马绍尔群岛、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国家发行数字货币，有的考虑去美元化，有的考虑金融系统的独立自主，有的考虑降低货币流通中的不透明性，有的考虑应对恶性通货膨胀法币崩溃的处境。
郝毅说：“央行数字货币将是金融基础设施，小国的建设成本较低。其次，小国用户少、金融系统相对简单。一旦发现央行数字货币运营出现重大漏洞，损失较小，也更容易及时停止、修复，试错成本较低。此外，小国对外的经济、金融影响力较小，一旦由于运营央行数字货币导致经济波动，对国际经济金融稳定影响有限。”
各国发行的央行数字货币可分为零售型与批发型两种类型。
“这两类央行数字货币的受众对象不同。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主要用于金融系统的结算、清算场景；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用于日常支付场景。”郝毅说。
从使用对象看，他指出批发型CBDC的使用者是金融机构，使用者数量较少，使用场景相对单一，可以使用区块链增加清算效率，且由于场景参与者都是金融机构，在监管上更容易实现控制风险。但零售型CBDC使用者是百姓，使用场景异常丰富，使用区块链技术在算力上是个挑战，且监管很难完全覆盖所有场景。
从效果上看，郝毅认为，批发型CBDC会提高金融系统的效率，目前新加坡、加拿大等国试验CBDC就是为了利用区块链高效清算的技术优势打造国际金融中心。零售型CBDC会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让百姓享受更便捷的支付体验。
孙扬提到，批发型CBDC用于改善金融骨干网之间的金融传输效率，提升金融机构之间金融传输的可监控性、效率，如加拿大Jasper，新加坡Ubin，欧洲央行Stella项目等。零售型可以提升消费者在零售消费时候的体验，提升普惠金融下放到普惠大众的全程可监控可追溯性，提升定向货币政策的执行力，防止资金被挪用占用等。如厄瓜多尔的Dinero Electronico、冰岛的Rafkrona、巴哈马的Sand Dollar都属于零售型的数字货币。
“发行批发型的数字货币，可以增强对于金融机构的掌控，如果当前掌控已经很强，实际上没有必要做批发型。发行零售型数字货币，影响更为深远，将掌控资金对于民生、国家重点政策扶持支持的监控，提升社区和民众的获得感，有助于打击洗钱、电信诈骗、恐怖等犯罪。”孙扬说。
中国正在研究发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
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关于数字人民币M0定位的政策含义分析》一文中指出用数字人民币替代M1（狭义货币）和M2（广义货币），既无助于提高支付效率，也会造成现有系统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他表示，我国相比其他国家的优势体现在：第一，我国电子支付体系较为成熟，发行数字货币的零售场景已经基本存在，不需要重新搭建场景；第二，我国消费者对于使用手机进行支付已经习惯，推广数字货币使用具备较好的先天条件，消费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第三，我国商业银行数量庞大的线下网点，可以较好地进行数字人民币推广，向消费者介绍数字人民币的好处和优点。
孙扬认为，我国选择研究零售型数字货币，第一让数字货币靠近民生，提升民众获得感。第二，可以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可追溯性，确保国家定向货币政策的精准执行。第三，可以打击地下钱庄、影子银行等体系。
“相比其他国家的优势在于，我们的移动支付和零售市场十分的发达，可以应用的场景广阔；另一个优势在于，我们金融科技有足够的实力，可以提升数字货币应用的身份识别、风控、交易安全、溯源等关键性需求。”他指出。
宋嘉吉则表示，中国选择零售型CBDC，主要是认为货币数字化是大势所趋，而M1、M2已数字化，只有M0尚未数字化，于是要去替代，而M0是公众可以获得的，符合“零售”定义，与此对应的CBDC也是零售型的，另外是希望借助CBDC打破零售支付市场的垄断，起到“互联互通”作用。
“调查显示仅有3%的中央银行在短期内会发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李炼炫表示，“零售型对经济的影响较大，且不可控因素多，实现难度大；批发型对经济影响小，可控，实现难度低。”
郝毅认为，一方面，因为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参与主体较少，且都是受到监管的金融机构，试验范围较小且相对封闭，容易控制风险；另一方面，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应用场景较少，容易建设。
“相比，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应用场景和参与者众多，在居民中普及使用数字货币需要较大成本；国外零售型数字货币应用场景建设大多从零开始，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说服商家进入数字货币生态。”郝毅说。
郝毅称，未来的大趋势，批发型数字货币会率先发展。因为提高金融系统效率是所有国家都亟待解决和改进的问题。但最终，零售型数字货币将是数字货币发展的最终目的，即发展一套惠及各国家全体居民的金融基础设施。
宋嘉吉则指出，根据国盛证券的研究，不管是研究，还是实际发行CBDC，其实零售型都多于批发型。
孙扬也认为，全球59%的央行都在研究零售型的数字货币。因为决定货币繁荣的，在于民间，货币始终是需求驱动的繁荣。现在有些央行可能倾向于选择批发型数字货币，可能害怕零售型数字货币可能会带来的去中心化的趋势。仅是考虑做央行和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数字货币交换，无法增加民众获得感。
“零售型数字货币是未来的趋势，零售型发展起来之后，会自然而然拉动批发型数字货币。”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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