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探讨技术变革的时候，其实未来早已在不经意间悄然而至。“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数字货币将由以国家主权信用做背书的中央银行发行，这是货币几千年发展历史里一个进化的结果。”中钞区块链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张一锋曾表示。等风来，不如追风去。惊艳于数字货币的变革和应用，全球各国都已明确提出要研发本国的数字货币，中国也不例外。对于中国央行而言，数字货币的探索与研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五大设计思路

人行数字货币研究项目组在《法定数字货币的中国之路》一文指出，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国际上数字货币研究的最新进展，结合人民币的发行流通体系管理框架，兼容并蓄，注重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从而构建一个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的简明、高效、符合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而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在《信息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一文中透露，人民银行推动的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的设计思路包括：

（1）既然要支持科技的发展，又要防止出问题，在DC/EP的设计上，不应预先选定某个技术，而是要依靠分布式研发，市场竞争，尊重市场的选择。既包括以账户为基础的电子支付渠道上的改进、扫码支付之类的移动支付，也包括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DLT）类加密数字货币系统；

（2）有些不同体系的技术可能会并行发展，可以鼓励多家协同发展和快捷切换，但主要是发挥市场积极性。事先不易确知谁家最好，大国央行也可以有自己系统，但是不着急进入零售支付环节，也不要认为自己就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

（3）央行需要准确测定核算并建立托管规则，实现百分之百备付金来保持稳定，同时校正激励机制；

（4）试点还是要尽可能地限定范围，退出的事前设计就像写“生前遗嘱”一样，如果出问题怎么退出呢？要事先设计好。技术发明者、创新者也许不热衷此设计，央行应要求其做充分的设计；

（5）要防止靠烧钱、靠变相补贴（包括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去抢市场份额并扭曲竞争秩序。其实，就如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前所长姚前所言，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旨在助力于创新货币发行、流通和调控方式，从而有效提高数字经济交易效率，降低数字经济交易成本。

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对于数字货币的研发，不少人感到担忧，他们认为，现行货币政策由各个国家的央行制定，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包括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改变。虽然创新不应该被遏制，但也不能无视一切状况而加速创新。对此，前不久，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表示，央行数字货币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优化央行货币支付功能，提高央行货币地位和货币数量有效性。他透露道，在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上，目前讨论比较多的有几个角度：（1）加剧了金融业的竞争，大数据提升了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部门获取信息的能力。市场可能对利率的反应更加灵敏，从而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更高。但也可能会导致过度反应。（2）金融科技发展推动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扩张。传统上。货币政策基本通过商业银行进行传导。如果说，越来越多金融业务、金融服务通过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来进行，那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显然也会带来直接的重要影响。（3）对于资产价格的影响。大家知道，除了高度关注CPI物价指数外，中央银行对是不是要关注资产价格一直有争论。但无论如何，中央银行要关注资产价格和经济周期的变化，这是中央银行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此同时，央行副行长范一飞也透露道，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不应对其计付利息。这既不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由此引致通胀预期。相应地，也不会对现有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运行产生大的冲击。

已具先发优势

在全球数字货币竞争时代，美国、新加坡、日本等中央银行都纷纷建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机构。据国际清算银行发布报告显示，参与调查的央行中有70%正在参与或将要参与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工作或研究。随着竞争愈发激烈，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Agustin Carstens甚至认为，全球中央银行可能不得不早于预期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早已为央行数字货币发行进行了充分的技术和理论储备。央行行长易纲认为，目前全球对数字货币的研究中，中国是走在前列的。据人行数字货币研究项目组透露，中国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以下几个明显的优势：（1）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后发优势，历史包袱小，数字化程度高；（2）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子商务经济最活跃的经济体，终端用户使用数字货币的潜在需求旺盛，应用场景丰富。因此，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建立，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稳定性维护、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乃至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启动法定数字货币研究最重要的动力源泉和基础支撑。诚然，对于数字货币这一新生事物，央行一直持着谨慎的态度。但作为货币形态的一次重大革命，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国正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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