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家央行就 Facebook 稳定币项目 Libra 频频发声。

7 月 8 日，在数字金融开放研究计划启动仪式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介绍了央行对 Facebook Libra、央行数字货币和数字金融的最新研究。

7 月 9 日，在 “中国外汇管理改革与发展” 研讨会上，央行前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则围绕 Libra 对全球化形势下未来货币的发展，以及人民币需要作出的应对作出了探讨。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支付司副司长穆长春也在发给彭博的文章中长篇探讨了 Libra。

本文从 Libra 探讨、央行数字货币以及中国未来举措等三点出发，整理了三位官员的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如何看待 Libra？

对于 Libra，央行前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给出了积极态度。

他认为，Libra 在过去加密货币的基础上，至少做出了两方面的改进：第一，它吸收了以往加密货币尝试急于求成的教训，能够避免币值的大幅波动和投机成分；第二，Libra 瞄准了跨境领域的硬需求，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境汇款仍然存在时间、成本方面的障碍，尤其移民和移民劳工的汇款，办理跨境支付确实存在交易费率较高，时间较长的问题，因此它瞄准了这个难点。

但周小川也表示，Libra 本身能不能成功仍然要打一个问号，但至少它提出了一个想法，这就会产生冲击。这不仅是对传统业务和支付系统的冲击， 它企图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想法，代表了未来可能出现一种全球化货币的趋势。

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同样认为 Libra 前景可期。

他表示，借助于它背后大平台所联合的参与机构，以及大量的使用场景，Libra 有可能得到广泛使用。如果它能依靠自身取得市场信任，从而会越来越多地被用作价值储藏，甚至用作信贷，那虚拟货币就可能具备货币创造的功能，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就会更大。

他认为数字金融大有可为，并宣称现在，中央银行经过国务院正式批准，正在组织市场机构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央行数字货币在中国定义为 M0，这项工作落到了货币基金局。

而在中国人民银行支付司副司长穆长春的文章中，则指出了 Libra 的相关风险。

穆长春指出，Libra 不与单一货币挂钩，盯住的是一篮子货币，如果没有 IMF 或者类似的国际组织来控制 Libra 的发行量以及监督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关系的话，会出现汇率套利行为，为了兑换 Libra，引起不同货币间竞相印钞。

此外，Libra 也存在第三方做市风险，Libra 协会注册在瑞士日内瓦，受瑞士法律约束，但主要运营机构都在美国，受美国法律管辖，存在监管套利。

当前牌照也是目前 Facebook 一直回避的问题，同时在“了解你的客户（KYC）”、反洗钱 / 反恐怖融资的责任上并无详细说明，把这些责任甩给了用户和参与机构。

最后他总结称，Libra 创造的是跨境自由流动的可兑换数字货币。这类稳定币的出现和发展，无论是从对货币政策的执行，还是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都离不开央行的支持和监管，必须纳入央行的监管框架。

Libra 对于央行数字货币与人民币有什么启发？

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对于央行数字货币展开了探讨：“如果央行直接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它就是直接的法币，就是人民币。它也有助于央行支付功能的发展。这种情况下，央行是不是可以应对现在林林总总的虚拟货币的影响和冲击？在支付方面、在零售领域，会不会导致支付业态出现某种新的变化？也有可能会减少法定货币所受到的加密货币冲击。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会得到维持。”

王信点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央行数字货币是不是对它进行计息。如果计息的话，央行就可以通过利息率调整，从而更好、更容易地实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意图。

央行前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则认为，Libra 企图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想法，实际上“代表了未来可能出现一种全球化货币的趋势。在人民币本外币趋同和一体化的进程中，需要考虑这种趋势对我们的压力。”

周小川强调，保持强势货币地位，在人民币在未来整个国际化过程中，在全球化过程中或许会让我们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

中国如何行动？

在未来，数字金融如何支撑实体经济发展，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演讲最后，指出了将深入研究四点：一、Libra 等加密数字货币有关问题，如是否会形成法定数字货币、少数数字稳定币并存格局；二、探索数字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应开发多元化、全方位金融服务；三、完善金融科技监管制度框架，发展监管科技，如何将科技巨头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四、加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金融领域的国际协调合作等。

他说，因为哪怕是 Libra，它本身也只是一项计划，但我们可以进行学术上的讨论和推演。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传统的现金肯定越来越减少。

并指出在数字金融领域，要加强国际协调和合作，特别需要尽快发出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声音不一定完全代表政府的声音，也应该有很多重要的市场的声音、民间的声音。

央行前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的观点同样不谋而合。他指出，我们需要在政策研究和储备上有前瞻性的准备，在可能发生的危机中尽量减少自己的软肋。

“回想中国的发展，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之所以能够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金融体系较为健全。我国在危机之前恰好经理了一轮重大的金融改革，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得以处于较好的状态。正因如此，我们能够相对顺利地抵御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如果能提前排查潜在的风险，对我们是大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