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语
“不存在什么财产，不存在什么支配，也没有我的和你的之分；每个人能得到的就是他的，只要他能保得住。”——托马斯·霍布斯
这是一篇Frederic C. Lane教授于1958年发表在《经济史杂志》中的论文，也是web3er人人必读的圣经**《主权个人》**的引用文章。主要探讨的命题是，从经济与历史的双重视野，分析商业组织通过暴力垄断是如何控制并影响经济。
通过暴力垄断进行经济生产的干涉，这个命题听起来，似乎并不是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思想主流，但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维持美元全球霸权的恰恰是美国那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通过分布在全球海洋贸易航线的海外军事基地，实现从军事到金融的霸权垄断。
当前全球的经济制度不仅存在明显的问题，并且还在加剧经济不平等的发生，例如美国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可以通过无限印钞的方式，让全球所有国家承担风险，这是极其不公平的经济活动，也是“暴力垄断”在现代经济的体现。
暴力垄断作为一种终结的、排他性的权力体现，理论上可以垄断社会上的一切活动，进而形成对生产性活动的完全控制，然而在“自由、民主、平等”的全球普世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中，自由而公平的经济市场似乎才是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人们被表象蒙蔽，而事实却是“暴力垄断”早化为资本的幽魂无处不在。
在现代经济系统当中，资本的力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资本市场的垄断行为，无论是借助法律的合法性垄断，又或者是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型垄断，可以说，都是“暴力垄断”以一种符合现代经济秩序的商业道德行为，继续控制着市场经济的结果以及利益分配。
阿桑奇在《密码朋克》一书曾对全世界发出过宣言：“为了免受一切权力以任何暴力形式而让渡个人的权利。”
我们正处于一次千年变革的前夜。大部分的朋友们都知道web3的核心是将产权回归给了个人，但却并没有意识到这将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变革。
人类正处于踏入数字文明时代的前夕，数字空间也将成为人类新的栖息地，以加密技术为代表的Crypto&Web3的技术革命思想，正在试图重新塑造一个数字社会形态，重塑社会底层的运转规律。
从加密精神的保护个人财富，对于一切中间机构的不信任，将个人财富捍卫在自己手中，再到Web3个人产权回归运动的技术范式与思想启蒙，则是更进一步地彻底掌握自己的生产资料以及对生产关系的自我控制权，免受一切“暴力强权所垄断”的个人主权理念，逐步在二十一世纪酝酿。
正如启蒙时期的宗教改革运动，为了消除教会对人民的信仰垄断，消灭那一切强调外在形式的道德标准，上帝重新与个人之间建立内在的联系，回归信仰的纯粹与真诚。
而我们当前所处的经济环境，具有垄断地位的“代理机构”无处不在。国家是发展至今唯一具有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而在过去的某段历史当中，一个政府的征税行为与黑社会暴力敲诈勒索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国家的优势在于，可以在动荡的战乱环境中，通过使用更强的暴力手段来威慑其他组织的暴力运用，通过对暴力的约束，创造出相关的法律来维护社会发展秩序。
而随着人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办公，当我们的收入由个人能力和市场力量决定，我们的数字资产不再需要政府的保护、干涉或监管，政府也将无法合理收取超出它们提供的价值的服务费用，这也说明着——这个世界原本以暴力为主导的逻辑将发生变化，社会必将随之改变，而多种主权形式同时共存也将是常态。
纵观人类历史，人们被集权的中心思想自上而下规训千年，早已深深刻入人们基因记忆，大多数人生来就遭遇权力的不平等，个体的自我意识往往受制于集体秩序的约束，人们惯性地不想去推翻现有公认的体制，不想离开赖以生存的法律与价值观所建立的安全区。
而在这一次，个体又是否能从地域和环境的限制中脱离出来，摆脱被他人主宰的命运，顺利完成个人意识的觉醒，将主权真正抓在自己手中？这将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基于个人主权思想的社会组织变革，它将改变人们生存和保护自我的方式，重塑整个社会。
且不谈其他德道诉求，至少在自由资本垄断经济市场的全球经济制度中，我们希望重现建立一个更加经济平等的全球市场制度，一个自由民主且机会平等的社会，而个人主权的理念，会是我们发起的对抗旧秩序的思想武器。
当今世界局势暗流涌动，全球疫情三年、黑天鹅频繁震动翅膀起飞，或许，以后历史所记录的这段时期，可能是乱世的开端，也是启蒙革命的开端。
倘若你不甘心活在制度的驯养铁笼，不甘心眼见世界沉沦资本异化，心怀理想希望活得无憾无悔；
那么，Web3欢迎你，期待你加入我们
请联系译者：茶灯灯lightness.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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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弗雷德里克•C. 莱恩（Frederic C. Lane，1900—1984），美国历史学家，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曾任意大利历史研究学会主席、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经济史学会主席、国际经济史学会主席，还是《经济史学刊》编审、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中世纪史学会会士，获得1980年的国际伽利略奖。
译者
茶灯灯lightness.eth（主笔）
VION WILLIAMS
在当前经济史的写作中有一种趋势：文章更注重物质产品和人的数量。但这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正儿八经地认为人类生存的主要目的是生产更多的人口，并让每个成员都可支配最多的物质资源。
我不认为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家们持有这样一种唯物主义的信念——否则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成为教授呢？
而我们更容易被误解的原因是，当今的美国和苏联两大政治大国使用不同的意识形态，然而矛盾的是，它们都在歌颂它的物质价值，以此来证明它的理想的力量和有效性。
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到古斯塔夫·施莫勒和理查德·托尼，以往经济史上的一个主要关注点，一直是剖析经济生活中正义与非正义的形式。他们通常通过愤慨和讽刺来表达。因为作为历史学家，他们主要写的是不公正，试图通过寻找可替代方案而达到更完美的正义。
我希望我们不要停止寻找正义的脚步。
我把这个关于信仰的声明放在一开始，是因为我写作的方式会引起人们对这一主题的误解。
在本文中我希望探讨是否有可能将政府作为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众多组织之一，特别是作为一种我称之为“保护服务的生产者”进行讨论。
我将抛开对正义的任何考量，将注意力集中在物质财富上，甚至可能冷酷无情地谈论暴力的力量。
经济理论已经详细论述了国家履行的一些职能，例如货币政策，但对军事和司法活动的论述相对较少，但这些活动其实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可以被视为是政府的本质。
经济理论家在写作文章时通常会排除对使用暴力的分析，而经济史的任务之一是克服这种排斥。
回顾几个世纪以来，即使只看现在，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许多人依靠使用暴力武器谋生，而他们的行动，也在“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上起着关键的作用。
专门从事战争的人很早就出现在劳动分工的历史中，并且很早就被组织为大型商业活动组织（注：本文指具有使用暴力垄断的商业组织）。
从政治与经济的基础上来看：使用暴力、控制暴力的行业都是一种自然垄断，至少在土地上是如此。在地域范围内，通过垄断可以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服务。
当然，也曾有过使用暴力的商业活动组织在同一块领土上竞相索取保护费的情况，例如在德国的三十年战争期间，但这种情况比在同一地区相互竞争的电话系统更不经济，相互竞争的警察部队甚至比相互竞争的消防队效率更低。
我坚持认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暴力应被视为一种生产活动，政府必须被视为总经济产出的一部分的生产者，即使它们除了使用和控制暴力外没有其他功能。
可以肯定的是，武装抢劫犯并没有通过抢劫提供任何服务；但人们普遍认为，保护我们不受抢劫犯侵害的警察，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的法院，甚至是反对警察的法院，确实提供了一种服务。当我们发现敲诈勒索者收取“保护费”以对抗他所遭到的暴力时，这里更进一步的问题就出现了，他实际上提供了一种“黑市交易”的保护作为回报，以达成镇压敌对的帮派的目的。
在分析现代美国的经济生活时，这种边缘案例可能并不重要，但当我们考虑公元700年至1700年的千年期间欧洲使用暴力和控制暴力的商业活动组织时，这些案例是不容忽视的。
哪些拥有封地的贵族统治者在提供警察服务？
哪些人是勒索者，甚至是掠夺者？
**掠夺者一旦将他所“获取”的事物合法化，那么他就可以顺理成章成为警察局长，**并且可以根据自己的支付能力进行调整，保护自己的领地不受其他掠夺者的侵犯，并将他的领土垄断维持足够长的时间，直到人们习惯将他的行为视为合法化。
一个政府是在从事纯粹的治安和防御性战争，还是对拒绝付款的人使用暴力进行催付“敲诈勒索”，需要从几个不同角度来看，这一点很重要，我稍后将讨论其中一些问题。
实际上大多数的政府可能是一种混合体。但无论如何，从付款的公司的角度来看，向这些政府所付的款项是他们为避免更严重的损失而不得不支付的价格。
人们所得到的保护远远不完善；提供“保护”的商业活动组织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很差，而且价格高得离谱，尽管它很差，但对大多数公司来说，它仍然是他们必须支付的服务，没有保护，他们就无法运作。虽然按理想的标准成本来看这确实很浪费，但保护费却又是社会存在的各种浪费之一。
在研究垄断性质如何控制影响暴力的商业活动组织的成本和收入时，就会发现，提供保护服务的保护费和不提供任何服务的保护费的组织，两者存在很明显的区别。
一旦它在其垄断的领土上消灭了所有有竞争关系的暴力行家，它就可以减少在该领土上维持治安的成本、生产和销售的保护成本，从而减少向农民、手工业者和当地商人索取报酬的费用，除非有来自外部的危险威胁。
如果政府为了获得合法性的手段仅仅是通过长时间的垄断和习俗、或仪式和宗教行为，以及任何形式的意见上诉，这会是比警察部队开支更便宜的控制暴力的方式，从而成本可以进一步降低。
但是生产“保护”商业活动组织成本的降低并不一定会导致苛捐杂税减少。
作为一个垄断商业活动组织，它可以保持它的 "销售价格"，也可以将价格提高到遇到一种销售阻力的程度，即征税困难，这相当于变相地邀请它的竞争对手进入垄断地区。
降低成本的同时，增加各项税收，或者两者结合的方式，确保以人们所能承受的最高价格，使生产“保护”的商业活动组织不断获得超过成本的收入而产生盈余。这是一种特殊的垄断利润（或生产者剩余），为方便起见，我将其称为税金。
当然，如果控制暴力的商业活动组织按照我们的民主理想中的政府行事，它就不会收取税金。因为它能够降低成本，以最快的速度降低保护费。
如果一个政府实际上是由它的消费者控制的，就可以期待它如同代议制政府理论中所设想的那样做。但在大部分历史时间中，政府都不是民主的；生产“保护”的商业活动组织不是由其他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控制的。就他们让控制暴力的商业活动组织的经济合理化而言，他们追求的目标并不是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服务质量和最大程度地降低收费价格来服务消费者。
许多生产“保护”的商业活动组织由军队和警察的上层控制，简而言之，由他们的高层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商业活动组织的安全存活，规模最大化比利润最大化更重要。
对军队和雇佣的基层人员的管理方法与现代工会的方法有所不同，至少不违反政策规定的同时，应该尽可能少的降低管理方式。
当基层受雇者作为一个整体被管理时，他们对最大程度地减少保护费没有兴趣，更不会尽最大程度地减少占据大部分的劳动力成本的他们自己的工资。最大程度地扩大规模才更符合他们的口味。
而在那些被贵族或皇帝、绝对统治者控制政府中，普遍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法则，当权者可被认为是生产“保护”的商业活动组织的所有者，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保持价格的同时努力降低成本。
就像英国的亨利七世或法国的路易十一那样，使用花费不多的把戏、尽可能便宜的手段，去稳固他的正统、维持国内秩序，分散邻近的贵族的注意力，以便降低自己的军事开支。
在现代，关于财政政策的讨论充满了对充分就业和纠正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所以在现代的背景下，将政府视为营利性企业可能会令大家震惊。
但在封建制度下，封地持有人期望以盈利为目的来管理他的封地。成功的男爵可能不屑于资产阶级对商品的讨价还价，但他一定擅长利用军事和政府手段赚钱。
这种公私合营的混合的概念是在中世纪末从封建主义延续到建立专制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形成的。此外，在那个时期，因为政府如此不安全，且其领土垄断的界限是如此的不确定，以至于作为生产“保护”商业活动组织之首的贵族们面临着互相竞争的情况。
他们往往会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行事，除非出现竞争对手从他们手中抢走他们的资源和客户。
但正如路易九世所做的那样，贵族们在克服了这一困难之后，继续追求利润，还组织了一个专门用于这一目标的官僚机构。
政府商业活动组织和其他类型的商业活动组织，在合理化的程度和原则方面的差异是相当大的，但随着受到公众利益的影响，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类型的商业活动组织成为垄断性商业活动组织，这种差异正在逐渐缩小。
然而在封建的时期的欧洲各国政府，国王却认为他们的领地是个人财产，在争夺殖民帝国的过程中，国王和特许公司在贸易过程中都掺杂着暴力行为。
当一个生产“保护”的商业活动组织有利润时，利润或税金一般不只流向一个人，而是流向一个以贵族为中心的团体，分配礼物、养老金、奖金和重要职位。
如果一个国王不得不把他所有的收入都花在军队和警察身上，那么他就没有利润，没有税金可以保留或赠送，因为他所有的收入都被消耗在治理事业的成本上。
事实上，在近代早期，贵族们从供应商那里购买军事服务，负责招募、组织、资助和指挥士兵的军事企业家们都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司法财政部门的官员们以及军队都是利用了政府权力，从供应商那里谋取私人利益。由于缺乏有效的官僚体制，皇室商业活动组织将大量暴力活动外包出去，使得分包商通过维护政府征收天价苛捐杂税的行为而赚取了巨额利润，可以说分包商是税金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此外，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的宫廷里有许多受宠的朝臣，他们收到的礼物和养老金，也远远超过了诱使他们从事任何与保护有关服务的金额。
人们可能会好奇：如果政府的税收保持不变，却减少暴力的财政支出，那对社会上的其他生产关系会造成影响吗？答案是肯定的。
生产保护的高成本消耗了大量资源，而高价保护费只会将财富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
无论价格是否降低，生产保护成本的降低都会释放出资源用于其他用途。如果生产成本降低而价格没有下降，那么由此产生的利润或税金就可以用于新的消费，或者被囤积或投资。这就是税金与其他士兵、警察、税务员、法律官员等政府职员的所产生的劳动生产成本的区别。
我想，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这种区别很难适用于对王室支出的任何统计分析，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有足够多的炫耀性消费，表明以国王的名义征收和发放的部分收入没有用于必需品，甚至没有用于军事必需品。
当税金用于满足奢侈品或者猎奇的欲望，刺激产生新的需求和生产。如果不是花费在这种消费上，税金就可以用于投资，例如用于朝臣改善他的土地财产。
除了政府之外，那些主要涉及生产商品和服务而非保护的商业活动组织，也发现了使用暴力的方式所带来的盈利机会。这些机会是由政府创造的，主要是通过以下事实：控制暴力的商业活动组织对不同类别的客户收取不同的价格，通俗地说就是，通过政府对不同企业征收不同的费用。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中世纪后期，因李嘉图分析的影响，地租逐渐与铸币税和征税中的保护费区别开来。我没有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想探讨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国际贸易中利润的性质和来源。
通过跑长途做贸易的商人，其利润空间容易受到其他有竞争关系的商人打压。如果一个商人在收集信息和猜测供求方面与另一个商人一样优秀，那么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运营的商人将获得更大的利润。
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成本是必须支付的保护费和保险费，如果不向商业活动组织缴纳保护费，那么就可能会遭受因暴力而造成的损失。
一些贸易企业比其他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保护，或者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同样好的保护，这种成本上的差异使他们能够获得额外的利润**，我称之为保护租金，适用于因使用或控制暴力而产生的全部成本差异的总利润。**
在现代背景下，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阐明我的想法。如果两个铜矿生产商在提取、精炼和运输矿石方面具有相同的成本，同时以伦敦市场设定的价格出售，但在进入市场的途中支付不同的关税，那么支付较低关税的一个生产商将获得保护租金。
在中世纪后期和欧洲海洋扩张的最初几个世纪，从事国际贸易或殖民的企业必须支付多种费用以获得保护。
这其中包括护航费、给巴巴里海盗的贡金，或为进入海盗猖獗的水域航行缴纳更高的保险、向海关官员或更高主管部门行贿送礼，以及其他类型的走私费用。它还包括贸易或殖民的商业活动组织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的一些支出——从在个别船上部署额外的枪支、到派遣士兵军队保卫，甚至征服一个殖民地。
企业获得保护的方式多种多样，这使得他们能够在各种方式中进行选择，根据选择支付不同的金额，获得不同种类或程度的保护作为回报。
他们可以用全副武装的船只运输货物，并支付低额保险，或者用防卫能力较弱的船只运输货物，并支付高额保险。
他们可以前往已签订条约但是需要支付高额关税的港口，作为回报，港口可以保证他们不被扣押，他们也可以前往去没有签订条约的港口，选择相信他们自己的枪支、外交和高额的贿赂。
**商人在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中，谁能获得成本更低的保护费往往是关键的成功因素。**这一般通过公私混合的手段来实现的。
威尼斯著名的商船队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船只质量适用于它们所处的海洋环境，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是解决保护问题的最佳方案——他们不仅免受海盗侵害，而且可以灵活地调动贸易流动，以确保迅速地能利用到对他们最有利的条约。
要解释威尼斯为何比它的竞争对手更繁荣，或在某些时期相比其他时期更加繁荣，就必须考虑到威尼斯人是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以更安全且更低的成本购买货物、运输，以及在良好的市场上销售，还能免受暴力干扰。
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保护租金是贸易的主要财富来源。
我认为，它们是比工业技术或工业组织更有优势且更重要的利润来源。商业和殖民商业活动组织从保护租金中获得的财富逐渐增加，甚至开始可以与政府从税金中获得的财富相媲美。
如同我没有时间讨论的地主一样，商人也成为了盈余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可以自由地消费奢侈品，并做相对较高金额的投资。
作为商人的习惯、能力和参与程度使他们总体上成为最倾向于储蓄和投资经济剩余（注：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之和）产品的阶层。我所说的剩余是指为了维持现有生产水平而不必消费的总产量的那部分。
从上述对使用暴力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三个关于剩余的结论：
**首先，保护性生产商业活动组织的生产成本越高，剩余越少。**当生产暴力的商业活动组织由受雇者管理时，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努力将成本降到最低，因此总生产成本的很大一部分被军国主义消耗。
**第二，当生产“保护”的商业活动组织被君王专制控制时，**他会关注如何降低成本，达成盈余增加。达成目的后，大部分盈余都会流向君王宫廷，用于炫耀性消费或投资。
第三，在国际贸易和殖民经济中，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之间所支付的保护费差距很大，而支付费用较少的企业则可以获得保护租金，保护租金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利润，相当于减少了原本需要支付的成本。
由于这第三种情况出现的时间最晚，由此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理论，我把他作为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序幕。
在第一阶段，无政府状态和掠夺占主导地位。
北欧海盗的袭击和封建战争几乎使法兰克地区在公元900年左右陷入了这种 "原始无政府状态"。暴力的竞争非常激烈，即使是在陆地上也是如此。
第二阶段始于小的区域或省级垄断企业建立时，农业生产随之上升，大部分盈余被最近成立的暴力垄断者收走。就像12世纪的封建制度一样，当垄断者形成组织松散的卡特尔时，就不断为各自的生产和市场配额争吵，由于当时的军事成本高昂，剩下的盈余较少，被广泛分配给了进贡阶层。
在第二阶段的后期，许多进贡阶层通过提供农业与商业的优惠，来吸引顾客。他们为那些将新土地投入耕种的人提供低价保护，并提供特殊的治安服务以鼓励贸易，如香槟区的伯爵们为前来他们集市的商人组织的贸易服务。当追求利润的贵族们巩固了垄断地位时，他们就能降低生产成本，并增加税金的金额。
在这个过程中，土地租金与税收和铸币税的区别更加明显，出现更大的盈余，尽管盈余的部分主要是税金，但却使得消费更加多样化，进而刺激了该区域间的贸易。相互竞争的贸易商人在缴纳保护费用方面存在差异，从而产生了保护租金。
当收取保护费的商人和收取地租的地主获得的经济利润超过封地拥有者和君主时，就达到了第三阶段。
在第三阶段，保护费和地租取代了税金，成为大笔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成功的商人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用于资本积累，因此，较高比例的盈余被投资于扩大商业企业、农业改良和新工业。
当技术进步、工业创新成为比保护租金更重要的商业利润来源时，就发生了从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的过渡，具有暴力性质的的商业活动组织越发尊重客户的需求；而政府变得更加民主。
在过去，信用的形成——存款的形成、债券的发行，以及资本市场的整体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服务于保护生产企业，现在则是为了满足工业创新者的需求。
我们已经达到了熊彼特模式的资本主义阶段，我的序幕结束，新的主秀开始。
我承认，我把一千年的历史归纳为四个阶段，其中包含了一些讽刺的成分。没有任何阶段的顺序能使我们预测未来或解释过去的特定事件，阶段是抽象的模型。阶段理论只是在众多因素中强调某些因素的一种手段。
**四个阶段的区别在于使用暴力的商业活动组织与盈余的总量和分配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他们主要关注盈余在不同生产组织的分配方式，因为盈余的分配，影响了使用暴力的相关组织，无论是在消费形式当中，还是其他产业的改进中。
盈余的总量以及盈余的多种用途，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近两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以至于许多现代的关注点被带回到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中，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
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在大多数处于增长阶段的时期，增长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用于战争和警察的资源比例的减少。
在许多世纪中，政府影响增长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决定在使用和控制暴力方面应花费多少钱的决定。
那些以降低保护成本的方式管理政府的贵族或政治家，与降低其他产品成本的工业或农业改革者一样，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而贵族们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他们降低的不是在总消费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的奢侈品的成本，而是在降低一种广泛消费的必需品的成本。
然而，君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在减少成本的同时维持或提高了他们的苛捐杂税，以作为税金的名义收走了大部分可用于资本积累的盈余。如果所有的税金都被用于炫耀性消费（这个词似乎特别适合于旧制度下的贵族的宫廷），增长就会因投资不足而放缓。
从国际贸易和殖民化中获得保护租金的商人，虽然他们的消费并不是完全不引人注目，但是他们的消费倾向较低。这样一来，政府的利润较低，而贸易企业的利润较高，那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本积累和更多的增长。
我使用了阶段理论的手段来强调，使用暴力的商业活动组织与盈余分配的关系，**而垄断是这一关系的基础条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面更值得重视。
在我的第四个阶段，大致相当于公认的工业资本主义模式。由于技术和商业创新，垄断以暂时的形式出现，在那些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行业中，垄断具有相对永久性。
在早期阶段，很少有行业经历了这样的技术发展而成为自然垄断企业，但是政府做到了，我倾向于将政府称为最早的自然垄断。
作为另外一种基本服务行业，祭司活动在早期就以相当大的规模广泛组织起来，而水利行业在某些地区甚至是一种更大的自然垄断。除了有关自然资源利用的特殊区域外，垄断对于祭司和政府这两个配合密切相关的服务提供组织，是最为有用的。
一个领域的垄断可以用于谋求其他领域的垄断；这就像是对基本成分的控制可以产生对成品的控制。由于保护在某种意义上是几乎所有其他产品的基本组成部分，政府可以利用其在自己领域的垄断来建立对其他产品的垄断。
当水利、政府和宗教被合并为一个庞大的中央指导的企业时，它开始对外扩张，成为许多其他产品的垄断者，比如盐和纸张。
在没有水利、战士和祭司组织的地方，垄断扩大到其他地区的一部分原因在于规模上不具优势，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消费者群体被其他的垄断组织所控制。
垄断扩大的一个方面是，商人们逐步减少的"企业家精神 "，以及日益增加的 "官僚主义"，他们希望获得所谓的**"利用政治影响建立的投资保护壳安全区"**（也就是生产资本上可获得的政治庇护）。
另一个方面是来自政府本身内部的施压， 要求扩大那些不涉及暴力但与军事力量密切相关的领域。今天，原子物理学已经成为一个敏感领域，其中一些科学和工程服务被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为由垄断。
在十九世纪，铁路建设在许多国家具有压倒一切的军事重要意义。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支持和反对垄断的阵营在海上运输中发生了冲突，当时海上运输在商业和政治竞争中都占据着战略地位。有组织保护的航运活动垄断了货舱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使得他们在港口获得了买卖货物的垄断能力。
从威尼斯公社对航运的监管中可以清晰看到，**威尼斯打破了从保护垄断到运输垄断再到运输货物垄断的这一链条。**它的政府被一个大多数是批发商人的集团牢牢控制，并且他们非常反对威尼斯市场上的垄断销售。从黎凡特港口到威尼斯的货物运输，并不是一种自然垄断的行为。
纯粹从航海的角度来看，船舶在不同的时间航行在各种航线上，并提供有竞争性服务是更为有利的。但是，由于在组织保护时具有了规模上的优势，船只在危险时期被指令需要随船队航行，因此威尼斯商人如果希望运输货物，就只能用这些船队上运送特定的货物。所以，当航运防御以这样的方式成为垄断组织时，只能是有限数量的船舶可以向托运人提供货舱。
由于船舶运营商本质上也是商人，他们试图利用其对货舱的控制权，来确保在塞浦路斯或威尼斯装运的货物具有购买或销售的垄断优势。
威尼斯政府通过将有士兵护送的船队作为公共运输工具进行管理来抵制这种货物垄断，并且在使这些规定生效方面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相比之下，葡萄牙国王、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许多其他国家，在海洋商业发展起来的前两个世纪里，就已经将保护、运输和运输货物的垄断结合起来了。
**由于垄断在某些领域效率更高，而竞争在其他领域效率更高，它们在经济中的分配影响了财富的总产出，但又不是总量的决定性因素。**举两个例子，在威尼斯航运或英国殖民贸易中的垄断和竞争之间的持续斗争中，无法对他们的商品和服务产出进行全面影响力的评估。
垄断不仅影响效率。它还带来了或多或少的自由和平等，或多或少的安全和稳定；这些决定了垄断和竞争力量之间冲突的结果。
向幸福、美德和正义的不断迈步，是人类为之努力奋斗的终极目标。
如果我们不探究在那个时代与社会中，自由和安全意味着什么，以及那时的人们如何将自由、安全与幸福、美德和正义联系起来，那我们就无法理解参与这场战斗的人们。
所以，我们不仅要从效率的角度，也应从正义的角度来评价垄断。
奥古斯丁宣称："没有正义，政府又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抢劫呢？"
在他看来，对于任何经济组织都可以说这样的话：没有正义，除了偷窃还能有什么业务？
政府对暴力的垄断，即使其本身是出自于正义，但同时也会造成其他糟糕的垄断情况出现。一方面的原因是，在规模上无法形成垄断优势的领域，生产效率不高；而另一个原因是，在规模上具有垄断优势的领域，效率的提高作用与自由和正义丧失的负作用，互相抵消掉了。
简而言之，我所分析的政府职能至少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为生产者提供必要的保护服务，并通过保护、使用暴力和控制暴力的商业活动组织，利用其成本和价格，来影响物质财富的数量与分配。
另一个方面是，作为自然垄断者，他们也将影响到其他生产领域的垄断程度，进而影响了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人际关系。
在我看来，第二个方面更为重要，因为我认为，了解人们为谋生和积累财富而做出的努力的社会状况，才是了解经济史的基石。
我们想知道，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面临着什么问题，以及他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做了些什么。
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密切，所以我们的部分答案可以在从他们消耗的热量、饮食种类以及他们满足了其他物质需求的统计中找到。对于工艺流程、新技术的出现以及商业的活动的说明，也构成了答案的一部分。
但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如何相处，比他们如何处理土壤、植物或工具更为重要。**想了解一个人是什么样的，首先要了解他们如何对待其他人，他们的生产力仅仅只是体现他们行为的一个因素。
我认为，经济学对于历史的解释是存在错误的，因为它宣称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原因。
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增长上，那意味着物质商品的数量是最重要的结果。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掌握生产与技术变化的知识至关重要，与其说是为了知识本身，不如说是为了理解生产的社会结构。
从根本上说，人们在生产物质商品时的相处方式，比商品本身更重要。
我们中的许多人虽然不相信对历史的经济解释，但也有一种感觉——经济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的最重要部分。
我们认为，**了解任何社会的经济生活，都是了解该社会的关键的基础，**这并不是因为生产对于塑造文化是重要且唯一的原因，也不是因为生产可以进步革新，而是因为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构成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大的那一部分。
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为生计奔波，对他们来说，他们存在的价值，不仅是个人的抱负或口头上的想法，而是体现在他们日常谋生里的个人性格和具体的行动中。
如果欺凌和阿谀奉承、傲慢命令和卑躬屈膝的服从是经济生活中的准则，那么人类就是这样——那就是社会的样子。
关于其他主题——对宗教的渴望、对艺术的情感和创造性的智慧，为了它们本身，就值得进行无休止的历史研究，即使它们与社会组织没有明显的联系，但是任何对正义、自由或社会生活感兴趣的历史学家，都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人际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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